真谛（499—569） 是南朝梁、陈时期来华的梵僧，梵名拘那罗陀（意译亲依）；又名波罗木陀或作波罗末陀（意泽真谛）。佛教史上一般称之为真谛。

一、生平事迹
　　真谛原籍西天竺优禅尼国，出身婆罗门族。少时博访众师，学通内外，尤精于大乘之说。少时博览群书，精通佛理，立志周游诸国，弘阐佛法，不畏艰险，到达扶南国(约当今柬埔寨)。
　　恰逢梁武帝派官员张汜送扶南朝献使返国，顺便求请名僧和各种大乘经、论，扶南国便与真谛商量，请他应命携带经、论入梁。真谛素闻梁武帝崇奉佛教，中国名僧济济，可以行化，欣然答应了扶南国的要求，随张汜扬帆渡海，于梁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十五日到达南海郡(治今广州)。又由南海郡陆行北上，翻山越岭，走走停停，共经2年，于太清二年(548年)闰七月抵京城建康，此时真谛虚龄已经50岁。
　　真谛始达建康，受到朝廷热情欢迎，梁武帝亲加顶礼，并把他安置在华林园宝云殿供养，准备译经。但就在这年八月，发生了侯景叛乱事件。十月，京城陷落，武帝被囚，士庶奔逃，真谛只得离京避难，朝着东南方向，辗转来到东扬州富春县(今浙江富阳县)，受到县令陆元哲的招待，安排义学名僧宝琼等20余人协助他在自己家中翻译《十七地论》。由于战乱扩大，只译出5卷就被迫中止。至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已在建康称帝，把真谛请还京城，在台供养。而此年三月侯景兵败东逃，京城一带渐渐安定下来，真谛住进了金陵正观寺。此寺原为梁武帝天监年间的译经场所，真谛利用旧有译经条件，抓紧时机，与原禅师等20余人，翻译《金光明经》；次年转至建康县(今江苏江宁县南)长凡里一位檀越家中，继续译《金光明经》，共得7卷。其时侯景之乱虽已平息，梁室的内争却方兴未艾，战火仍在蔓延，江淮一带兵荒马乱，饿殍遍地。真谛在京畿呆不下去，只得于承圣三年(554年)南下，二月抵达豫章(今江西南昌)，住宝田寺，接着又到新吴(今江西奉新县西)，在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翻译，一年中译出《弥勒下生经》1卷、《仁王般若经》1卷及《疏》6卷、《中论疏》2卷、《九识义记》2卷、《转法轮义记》1卷，又译《新金光明经》、《唯识论》及《涅盘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经论。
　　承圣四年(555年)，真谛来到岭南的始兴郡(今广东韶关市一带)，又因太保萧勃之请，于次年回到岭北的南康郡(今江西赣州市一带)，连年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仍随方翻译和讲说。后来萧勃被杀，真谛再度返回豫章，不久取道临川郡(治今江西南城县东南)，前往荒陬海隅的晋安郡(治今福建晋江)，寄寓于佛力寺。在这段流徙过程中，先后译出《大空论》3卷，《中边分别论》3卷并《疏》3卷，《正论释义》5卷。
　　当时的晋安郡，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文化荒凉的地区。但因为真谛的到来，一些义学僧如智文、僧宗、法准、僧忍等陆续来到晋安，追随真谛受业。真谛在这些僧人的帮助下一边译经，一边讲解，使得晋安郡一度出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的兴旺景象。陈永定三年(559年)，真谛已是61岁的老人，僻处在寂寞萧条的晋安，虽然并未终止传译经论的事业，总感到周围的环境，比自己原先设想的相差太远，自己弘扬大乘经论的壮志难酬，萌发了离开中国，另求理想的弘化之地的念头。只是因为道俗的苦苦挽留，他才在晋安又呆了一段时间，并与僧宗、法准、僧忍等一批知名于梁代的僧人重新审订旧译的经典。
　　逾二载，于文帝天嘉二年（561）离开晋安，乘船至梁安郡(恐系梁化郡之误，梁化郡约当今广东惠州市一带)，天嘉三年（562）九月，译事告一段落，装备了一艘大船，欲返家乡，不料风向转变，十二月间又漂回广州，受到广州刺史欧阳頠的供养，迎住制旨寺，奉请为菩萨戒师，尽弟子礼甚恭。真谛自来中国，飘泊了 16年，至此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开始了一段比较专心的译经生涯。
　　在广州跟从真谛受业，并助译经论的僧人，有僧宗、法准、僧忍、慧恺、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还有曹毗等在俗弟子。他们有的是从晋安追随真谛来到广州的，有的是特地从都城渡岭前来广州相从的，还有一些是从广州附近州县就近前来问学的。他们中不少人已经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誉的义学宗匠，慕真谛的道德学问，不惮艰辛，远来相寻。他们的到来，给予真谛很大的精神安慰，对真谛的译经事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有的担当真谛译经的笔受职责，有的记录真谛的讲义，整理成义疏、注记、本记、文义等行世。所以真谛在广州的7年时间，译出的经论及义疏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前16年。这一时期译出的经论，内容虽然很广泛，却以《摄大乘论》为中心，大多属于印度佛学大师无著、世亲传下的唯识法相学系的著作。《摄大乘论》正是真谛的专长，也是他远来中国弘化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中国最后几年的经历，虽不能说是称心如意，却也可说是略申怀抱了。
　　真谛译经的态度极其严肃认真，特别注重准确表达经典的原义。他采取随出随书的方法，一章一句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核实，把意义吃透了，才动笔成文。为了保持文义的准确无误，有时不得不牺牲文辞的通畅优美，所以他的译文，具有文质相半的特点，有的地方甚至难免有晦涩难解的缺点。
　　真谛又坚持一边翻译、一边讲解的做法，译经的助手同时又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在他的培养下都成了《摄论》名家。来听他的讲座的还有广州的其他僧、俗多人，经他的教导、熏陶，对《摄论》也都有了甚深的修养。
　　天嘉四年（563），他应慧恺、欧阳頠等之请，译讲《大乘唯识论》（即《唯识二十论》）和《摄大乘论》等，五年（564）又译讲《俱舍论》。在译经弘道的共同事业中，真谛与助手兼学生们建立起真挚深厚的感情。例如专程从京城赶到广州投于真谛门下的慧恺，先后与真谛同译《摄论》和《俱舍论》，真谛对他有相见恨晚之慨，曾对他说：如果我能更早得到你的帮助翻译经论，那么我的翻译成绩就不致于缺少。尽管如此，现在译出两论(指《摄论》和《俱舍论》)，词、理圆备，我也死而无憾了！
　　天康元年（566）二月他应慧恺、僧忍之请，于显明寺重治《俱舍论》译文，再一次阐讲论义。光大元年（567），重治《俱舍论》完毕，又为僧宗、法准等再讲《摄大乘论》一遍。二年（568），在南海郡应法泰之请，译讲《律二十二明了论》。
　　是时慧恺在智慧寺不但帮助真谛译经，还帮助真谛讲经。光大二年(568年)，慧恺代真谛为僧宗、法准、惠忍等僧人及成名学士70多人讲《俱舍论》。六月间，真谛有厌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将欲自尽，慧恺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欧阳頠等跟着都来劝阻，他还居王园寺。八月，慧恺讲《俱舍》未及半部讲说未完，而得病逝世。真谛非常感伤，抚膺哀痛。他觉得慧恺一死，自己如失左膀右臂，惟恐《摄论》和《俱舍》从此无人弘传，对实现自己的志愿是极大的损失。为了悼念慧恺，也为了激励其余弟子，他召集道尼、智敫等弟子12人，到法准房中，共传香火，令弘《摄》、《舍》二论，誓无断绝。事后真谛续讲慧恺未讲完的内容，讲到第五《惑品》，终因哀伤过度，发病停讲，至第二年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入寂，终年71岁。
　　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编为部轴。真谛平时生活严肃，在广州时常别居水洲，衣食之奉，节俭知足。弟子等受他的熏陶，也都勤奋禀学，晨夕不懈，形成一种刻苦笃实的学风。及真谛殁后，弟子们分归各地，弘传其学，因而形成摄论师学派。

二、译著
　　真谛在华期间，虽因世乱，不遑宁处，但他随方译出经典部卷之多，仍为同时诸译师所不及。他所译经论及讲述疏记，据《历代三宝记》所载共四十八部、二百三十二卷（内有重出和他家混入的），《开元录》刊定其译籍为三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其中主要有《十七地论》、《金光明经》、《无上依经》、《仁王般若经》、《广义法门经》、《唯识论》、《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律二十二明了论》等。真谛的翻译，由于译处不定，所以译文不很统一。但在广州所译的《摄大乘论》、《俱舍论》等，因有僧宗、慧恺、法太等人助译，又一再经过校对，故质量较高。而真谛本人对《摄大乘论》和《俱舍论》也十分重视，曾在其弟子慧恺病逝后，特地邀集道尼、智敫等十二人，勉励他们誓弘二论，勿令断绝。后来《摄大乘论》经过其门人几代的弘传，影响扩大，终于形成了摄论学派(摄论师)，而《摄大乘论》则成为摄论学派的主要理论根据和根本典籍。
　　从真谛所译经论的内容来看，他所弘扬的主要是瑜伽学系无著、世亲之学。象《决定藏论》，即是《瑜伽师地论·抉择分》的一部分，《三无性论》相当于《显扬圣教论》的《成无性品》，《解节经》勘同《解深密经》的序和《胜义谛相》二品，《转识论》相当于《唯识三十论》，《唯识论》（唐译作《唯识二十论》）、《中边分别论》、《摄大乘论》等一系列的瑜伽学系主要经论，他都已译出。中土瑜伽学系的规模，可以说是由他开创的。他学说所宗，特别重视《摄大乘》和《阿毗达磨俱舍》二论。他译讲这二部论时，已年近七十，而且是他觉得在中土道缺情离，不副所怀，一再决心西归都未得遂之后，才应道俗恳请而翻出的；他又仔细地治定译文，反复讲解，并特嘱弟子道尼等立誓弘传，可见他的恳挚之忱和郑重其事的态度。这两部论在印度佛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名著，组织严密，义理丰富，可以说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种学说的总结。他重视两书，显示他对于整个佛学体系的理解和弘法重点之所在。
　　真谛生于西印优禅尼国，和西印著名的佛教义学中心地伐腊毗相近，伐腊毗是当时正量部的根据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学的当与正量部有关。在他的译籍中，最后所译的《律二十二明了论》，就是以二十二个提纲颂文来解释正量部律相要义的论书。如以《明了论》和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来华的竺昙无兰所译的《离欲优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及刘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由南海阇婆（今南洋爪哇）来华的求那跋摩所译的《优婆塞二十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见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团不同的新的实践条规在各处扩充教势的一斑。又在真谛所译的《部执异论》上，也见到正量部见解的混入，如《论》中述可住子部（即犊子部，正量部从此派生）根本教义处，就有不见于其他汉、藏译本的“三种假”、“一切众生有二种失”等十余条执义。从这些地方，都看出真谛曾受过正量部教养的色彩。此外，他还译出《婆薮盘豆传》一卷，《翻外国语》（一名《杂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十论》二卷，对于当时佛学界，都是很有意义的介绍。至于旧传真谛曾译《大乘起信论》二卷，此盖出于后人的伪托。在真谛殁后仅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经等《众经目录》，即说“勘《真谛录》无此论”，而列之于疑惑部。此书不但文献无征，而且所表现的思想体系，亦与真谛学说厘然有别，故不能作为真译译籍看待。
　　真谛的翻译，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虽然有些艰涩，或杂入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大体是正确的。后来玄奘门下对其译文批判未免有过分之处。又真谛传译主要经论大都经过讲解。弟子们记述师义，通称疏、释，亦称注记或本记。综计属于撰述者达二十余部，可见他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而且是极渊博的义学大师。这些疏记上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释经论的传统学说及有关文献，是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可惜都散失不传，仅可于后人著述称引文中略见一斑而已。此外，真谛还撰有《佛性义》三卷、《禅定义》一卷、《众经通序》二卷，大都同样由弟子们辑述而成。
　　参加真谛译场的人，最初有沙门宝琼、愿禅师等，继有沙门慧宝担任传语，居士萧桀担任笔受。六十岁以后，真谛已渐善解华言，不须传译，当时担任笔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恺和法泰。至于他晚年的译事，则和慧恺合作最为密切。相传真谛所带梵本达二百四十夹，其中《华严》、《涅盘》、《金光明》三经存于建业，其余梵本都在广州制旨、王园二寺。译出经论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观。他遭时多难，又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获大量译本。
　　真谛门下，以僧宗、法准、慧恺、慧旷、法泰、道尼、智敫及居士曹毗等为最著名。特别是慧恺助师译《摄大乘》、《俱舍》二论，建议重治《俱舍》译文，并记录口义，最著功绩。真谛尝有相见恨晚之叹。现存他所撰《摄大乘论释序》、《俱舍释论序》、《唯识论后记》及《律二十二明了论》的《后记》四篇，为仅存的成于真谛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谛所传之学，在梁、陈二代并不显著，因其殁之前，僧宗、慧恺等真谛的弟子辈，想请真谛回建康。但都城的上层僧侣，害怕真谛回来，会夺走他们已得的荣誉，便向皇帝进谗言，说真谛弘传的无尘唯识学说，有害于皇家统治和社会风化。建议不准让真谛前来华夏腹地，应该让他留在岭外蛮荒之地。陈朝皇帝偏爱《般若》学，尤其推崇《三论》，对于《摄论》不感兴趣。听了京城高僧大德的煽动，把真谛视为异端，加以排斥。所以弟子们想让真谛回京的愿望无法实现，真谛在南海译介的无尘唯识新学说，在陈代也就只能局限于岭南一隅，得不到广泛流传。
　　但是，任何有生命力的新学说新思想，决非少数权势者所能长期禁锢压抑。真谛死后，他的弟子们散布于岭南、九江、湘郢、建康、江都(今江苏扬州)、彭城(今江苏徐州)，长安，不屈不挠地为弘阐《摄论》而奋斗，学者渐众，宗奉者渐多。后来当时北方著名僧人，地论学者昙迁南下，获读新译《摄论》，接受了《摄论》学说，认为可以补北方《地论》学说之不足，因而备极推崇，及应召入长安，剏讲《摄论》，请从受业者竟达千数。先后在彭城、江都、长安大加弘阐，奠定了《摄论》在北方传播的基础。名僧慧休（玄奘曾从受学），以及北地《摄论》学者道英、道哲、静琳、玄琬等，都出其门下。当时长安名德慧远，亦敬礼听受，其弟子净辩、净业、辨相等都相从研习《摄论》。而靖嵩的弟子智凝，讲《摄论》于蜀地，传播的区域益见扩大，瑜伽系无著、世亲的《摄论》之学，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论师学系并传，各尊所闻，莫衷一是。终于导致后来唐玄奘法师服膺《摄论》，西游取经、回国后开创了法相宗，终使瑜伽师的唯识学说遍于中国，其影响可谓深远了。
　　而真谛本人，也因其卓绝的精神和丰富的译业(关于他译经的数量，诸书记载不同，或说共译48部232卷，或说38部117卷，要之都远比同时代的译人丰富)而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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